尽管如此，人物还是比地点更为重要。小说《石头天使》中黑佳尔这个角色，虽然不是出自现实生活的，但她却集合了我祖父母那一辈人的许多特点。她的言语谈论就是他们的言语谈论，她的上帝就是他们的上帝。我觉得直到写完这本书才认识到，自己对第一代移民们的复杂感情──跟他们相处是多么艰难，他们是多么专横固执，他们不善于表达爱，他们中多数人宁可表达仇恨。但是他们居住在荒原上，把荒原变成了良田。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生存者，我为此而热爱他们，尊敬他们。

  我最后终于对自己的背景进行了探寻。在过去的六、七年间，我撰写了《笼中之鸟》这部收集了数多个马那瓦卡短篇小说。这些故事是根据我的童年，我的家庭编写的，是我撰写的唯一的一部半自传性作品。直到写完故事系列的最后一篇，我才意识到我那原是爱尔兰新教徒的外祖父，在这些故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。大概是通过编写这些故事我才最终认识到，外祖父不仅仅只是我孩童时的一个压抑专横的形象；而且还是一个在其父去世后，年仅十二岁就不得不在安大略省的学校退学的男孩；还有那个年青人，乘坐艉明轮船来到曼尼托巴省，然后步行十五英里从温尼伯到达泊塔基拉平原，在那儿住了几年后才搬到尼泊瓦镇。在很多方面，他是个难以相处的人，因为他历经艰辛。我真正知道这些，了解这些，是在写完这些故事之后。到那时我意思到，自己在情感上愧欠了他。最后一个故事中的最后一句话能表明我的意思“我惧怕着这个老头，抵抗着这个老头；但我的血管里却还是流着他的血。”

  我的作品是我自己与过去沟通的尝试。我把这视为一个逐步将自己从无价值的过去解脱出来的过程，这也是看清过去的真正价值的开端。就我们镇上的人来说（我所指的不仅仅是我们一家人，而且是整个镇子），真正的价值是他们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意志。

  关于生存的主题──这不仅仅是身体的生存，而且是保持人的尊严，最终要保持人性的温情，相互沟通和相互体谅的能力。我逐渐认识到，生存的主题是象我这类作家不可回避的一个主题。我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，在三十年代的大旱灾、经济大萧条和战争时期长大，祖辈们都奉信严谨的生活方式，信奉艰苦工作的清戒主义。

  生存的主题不是在《石头天使》，而在我另外两部小说里贯穿始终。在《上帝的嘲弄》和《受尽煎熬的人》中，蕊巧和丝德西都在不同的情况下，感到过去的威胁，受到自身种种弱点的威胁。最后，两人都以不同的方式，从各自的矛盾中得以解脱，在自身内部寻找到生存的力量。这不仅仅是继续活着，而是要更变进取，走到新生活的领域。这两本书都不是乐观的。乐观主义在这个世界里，在我看来不大可能。不过，这两本小说都展现了一些希望。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。

  如果格雷厄.姆格林说得是对的(我认为他是正确的)，认为一个作家的创作生涯就是“努力运用众所周知的广大公众的语言，去描绘自己的那个世界”，那么我的作品用大量的笔墨去描写地处大平原上的小镇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我在那儿出生，我的自我意识在那儿萌发。写作对我来说必须深深扎根在某一块土地上，某一个地方，某一个外在的和内在的领域，在人类学上称之为所谓“文化背景”。但是，我并不认为这样写作必得陷入狭隘的地方主义。小说《石头天使》中黑佳尔的意义在于，她的故事代表了所有地方年老的女人，都得面对会死亡的现实。另一方面，她又不代表各地其他老年的女人。她像我一样，同出于大平原苏格兰长老会的文化背景，是类同黑佳尔这样的人开创了这个文化传统。这个文化背景有其疵瑕之点，更有其优盛之处。在诗歌《罗布林/米尔斯》中，埃尔(佩迪说：

  “他们曾生存在世 创建了一个立足点。”

  他们的的确确创建了这个立足点，我们正站这个立足点上，迎接着胜利，经受着挫败。

  我记得在三、四年前曾经说过，我觉得我是在那个大平原的镇子里描写自我。我现在更明白了。我将来也许不会去再写那个镇子了──小说《受尽煎熬的人》就发生在温哥华。我也可能不再去写些加拿大的故事了。但是，在某个地方，大概在某些人物的记忆中，马那瓦卡镇则是永存的。简单地说，我现在的为人，是由那样的地方塑造成型的。我认识事物的方式，尽管会随着时间而千变万化，却将始终保持着那个大平原小镇人的特征。